对于“过关”的培训机构来说，趁风涨价也并不是长期利好，管理平台上披露的信息表明，校外培训机构面临着办学标准、审批条件上的政策不确定，整个行业的深度洗牌期才刚刚开始。

张晨（化名）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给上四年级的女儿续报英语辅导班。他有点着急，因为2月28日之后再报名的话，辅导班就涨价了。

张晨是河北省东部某市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每月工资4000多元。她女儿在读的英语培训班学费是每20节课700元。但她最近接到通知，3月1日之后续报名的话，学费将涨到每24节课1200元，相当于单节课从35元涨到了50元。这对张晨来说是笔不小的额外开销。

培训学校给出的理由是“品牌、课程、服务全面升级”。

“其实还不是因为一些竞争对手没有办学资质关门了。”张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比如培训学校说师资升级，实际是招到了其他机构有教师资格证的培训教师”。

教育部长陈宝生在近日举行的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介绍，2018年大力度、大范围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整改完成率98.9%。

目前，各地正陆续将整改后列入“白名单”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上传至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张晨也到平台上查了女儿的培训班，看到上面“合法”两个字，她稍稍放心了。

这波整改过后，校外培训机构被大量淘汰。河南省2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取缔和暂时停业整改的机构数量过万，与达标机构数量相当。

对于“过关”的培训机构来说，趁风涨价也并不是长期利好，管理平台上披露的信息表明，校外培训机构面临着办学标准、审批条件上的政策不确定，整个行业的深度洗牌期才刚刚开始。

整改越严格越涨价

辅导班涨价，是今年寒假前就在全国范围蔓延的普遍现象。

有媒体记者在广州、武汉等地调查发现，2018年9月开学以来，校外培训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特别是一些大型知名培训机构，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涨价也“没商量”。

而在二线城市扬州，当地媒体今年1月寒假前调查发现，大部分“白名单”培训机构已经涨价或正酝酿涨价。一名学生家长介绍：“1对1产品每个年级提价10元每课时，还新增了一项综合服务费，每人500元，按照每周两节课来算，加上综合服务费，一年要增加1500多元。”

张晨的遭遇意味着，三线城市的辅导班也在涨价。而且不只是学科类培训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成都市郫都区一个镇子上的春季作业辅导班也要每月涨价50元。

“凡是严格取缔无证无照机构的地方，都出现了培训价格飙升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

这并非事出无因。据了解，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行动提高了培训机构的办学成本。其中，场地成本首当其冲。

“房租是培训机构经营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一块，差不多占20%-30%，而且为了招生，同时为了满足消防要求，培训机构又不得不设在人流量大、交通方便的商业区，这更增加了房租成本。”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型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各地又设置了较高的办学场地标准。北京市昌平区要求培训机构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2/3，同一培训时段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

苏州市的要求甚至高于北京市昌平区，规定凡举办冠名为“培训中心”的校外培训机构校舍建筑总面积应不小于500平方米；凡举办冠名为“培训学校”的校外培训机构，校舍要求相对独立，其校舍建筑总面积应大于1500平方米。

对于学而思、新东方这些大型培训机构来说，场地要求不在话下。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显示，这些大型机构旗下培训学校的场地面积动辄几千平方米。但对一些中小型机构来说，300平方米的标准略显豪华。

“有的培训班只有15至25人的规模，而且是不同的班次分时上课，一刀切地规定机构办学面积对小机构来说压力很大。”上述培训机构负责人说。上海市就将原来面积300平方米的要求调低至200平方米，同时提出生均建筑面积必须达到3平米。

师资成本提高是另一个涨价的原因。据新华社报道，机构之间“挖老师”的现象比较明显，有的机构花两三倍的重金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老师”，师资流失的机构也需要增加课酬等待遇来稳定现有教师队伍，再加上教师的招聘、培训产生的成本等，最终都会反映在学费上。

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行动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收取学费时间跨度不得超过3个月。这项旨在防止机构“跑路”给消费者带来损失的举措，让一些机构的现金流出现紧张，不得不以涨价缓解压力。

这或许成为教育培训行业洗牌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年1月，在线教育公司有教未来宣布向法院申请破产，此前的2018年8月，有报道称位于武汉的未来星艺术学校一夜关门，几百位家长尚未退费。

多位教育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对预收学费数量的严格管控将加剧负债经营企业的资金压力，2019年更多“裸泳者”将浮出水面。

严审批还是严备案

强力整改后，政策、标准的不确定仍然困扰着“白名单”机构的市场行为。

“同一个培训机构的不同教学点是否需要办理独立的办学许可证，没有明确政策规定，各地可能做法不一，这对区域性或全国性机构的扩张会有很大影响。”上述培训机构负责人说。

办学许可证大多由县级教育部门审批，很多地方允许同一行政区域内的不同教学点使用同一个办学许可证。

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显示，学而思在北京市海淀区有4个教学点，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它们拥有同样的办学许可证号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苏州市工业园区，学而思设立了一家学而思培优文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拥有4个教学点，以及一家分公司，也使用同样的办学许可证号。

但在无锡市，学而思设立了一家公司和一家该公司的分公司，则拥有不同的办学许可证。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曼介绍，要求一个教学点办理一张办学许可证，这就意味着每个教学点要有独立的法人，办理独立的账户、国税、地税等，每年每个教学点将要花费三个月到半年时间进行年审，而且要配备更多的行政人员。

事实上，行政审批直接关系培训市场格局，并影响辅导班价格变动。熊丙奇就认为，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应该降低准入门槛，以增加教育培训供给，并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

至于降低门槛后的监管办法，他建议可以考虑对所有培训机构实行工商注册，然后要求进行教育培训时进行备案，并按备案项目的收费标准，要求培训机构存入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事实上备案制已经开始实行，监管培训机构是否违规提前教学、超前教学，必须要求机构将相关情况事先备案。”熊丙奇告诉记者。

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中心研究助理孙伯龙也认为，各界呼吁政府提高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标准、加强事前审批监管，这种行政监管方式忽视了教育培训产业的特征，也不利于教育培训行业的公平竞争。

他也认为不在负面清单上的教育培训类项目，无须取得行政许可，只需要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即可。

但备案制管理意味着需要做好事中事后监管，而“政府对设立之后培训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缺乏系统性经验”。

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将成为事中事后监管的一个抓手。这个平台面向校外培训机构和公众，提供机构查询和投诉功能，目前投诉功能已经开通。